王 金 凤

(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基金项目: 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自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2018EKS013) ; 上海交通大学青年人才科研能力培育专项“北宋儒家经典诠释的有效性研究”( 18X100040001)

作者简介: 王金凤，1987 年生，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哲学博士。

原文出自：黑龙江社会科学哲学与文化研究20202年第2期

摘 要: 百余年来，诠释中国传统哲学的方式多种多样，如何对 20 世纪诠释中国传统哲学的方式进行总结和评论，成为推进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重要任务。本文以李承贵教授的《生生的传统———20 世纪中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为中心，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以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   范式、自我认知范式等五大认知范式概括、描述 20 世纪诠释中国传统哲学的方式是值得关注的学术动向。因为对五种认知范式相关问题的论述与检讨，不仅切入了晚清以降中国传统哲学发展与演变的脉络，也为我们提供了以下有益经验: 一是“误读”并非不可接受，前提是诠释主体需要具备清晰的理论预设与问题意识; 二是当下的传统哲学研究形成多种认知范式的要求将更为严苛; 三是在自我认知范式的基础上，运用哲学表达与思维方式来言说与诠释是传统哲学实现现代转化的可能维度之一。

关键词: 传统哲学; 现代诠释; 认知范式; “生生的传统”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4937( 2020) 02－0023－06

回顾 20 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整体景观， 给多数学者留下强烈印象的，乃是“现代儒学的困境”① 或“既有模式的缺陷和一种左右不逢源的困境”^［1］。这种心理印象产生的原因复杂多样，但正如蔡元培在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作序时发出“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2］的感叹，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学科是依照西方哲学学科的分类和形态建构起来的，所以，这种心理印象或可归因到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学科在形成过程中的“先天不足”。在这种情绪的笼罩下，随着关于“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物议沸腾和余音 不绝，现代语境下的中国哲学研究似乎带着某种“原罪”: 试图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证明自己的独特性与价值，但同时又对当下世界一些现实问题的回答与解决感到无力。

然而，对于 20 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考察，李承贵教授的新作《生生的传统———20 世纪中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 6 月版，以下简称《生生》) 跳出这种“冲击—回应”/“示范—接受”的惯性思维，尝试“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中心，考察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所有作为”^［3］1 ，从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景致: 中国传统哲学在 20 世纪的生存状况并不如预想得那么分隔与裂散，其思想体系内部真实地延续着一个“生生的传统”; 20 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理解与诠释中国传统哲学的过程中形成了唯物主义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与自我认知范式五种认知范式。而《生生》为我们提供的学术观点不仅在于以上述五种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去概括过去百余年中国哲学发展演变的脉络，还在于系统地检讨了上述认知范式的特质与存在的问题，剖析以西方哲学为坐标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所带来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误读与伤害”^［3］2 ，继而讨论五种认知范式之间的关系问题。面对当下的世界形态与哲学语境，我们能够 从《生生》的探讨中得到有益经验，以此启发当下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诠释的一些问题，比如: 怎样摆脱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实践看作是滞后于西方哲学或社会变化的后进者这一思考习惯? 中国传统哲学在 20 世纪之后的认知范式将是怎样的?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理解 20 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哲学“生生的传统”的基础上，认清当代哲学话语下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诠释的可能维度。

一、现代语境下理解与诠释中国传统哲学: 一个“生生的传统”

何谓中国传统哲学“生生的传统”? 从广义上来说，“生生的传统”是指中国传统哲学从先秦时期直至近现代以来的发展脉络，这个脉络包含极为丰富的信息，具体表现有: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载体持续扩充的经典文献; 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与精神气质不断演变的问题意识; 遭遇外来思想之后发生改变的思想观念或思考方式，等等。由此看来，“生生的传统”包含以下两个层面的理解: 延续的“传统”与“生生”的状态。

第一个层面是对延续的“传统”的理解。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乃至民族身份的认同构成了这一传统延续的前提条件，同时， 我们也无法全然摆脱时间维度或历史语境去思考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个命题、观念以及其背后的问题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4］603－604} 便成为一种非贬义的中肯之语。可见，在不同时代或环境之下，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必然带有其所处时代环境的浸染，因此只要我们尝试认知、理解或诠释中国传统哲学，就会无形中被囊括到这个“传 统”的延续与发展之中。

第二个层面是对“生生”状态的理解。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近代以来的生存状态最为耳熟能详的描述，莫过于列文森“博物馆化”( museumiza-tion) 的说法。列文森认为，在面对西学冲击与传统中国社会崩溃的双重困境下，儒家知识分子“对中国思想自足性的信心”遭到“干扰和摧毁”^［5］，孔子与儒学成为“博物馆的历史收藏物”^［6］。然而，参照“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 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4］603－604} 的共识，以及儒家传统在现当代文化生活与精神价 值方面隐约发挥的功能，中国传统哲学在实际上 仍然处于一种“生生”的状态之中。在某种程度上，“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7］的表述是中国传统哲学“生生”状态的同义转换。

二、切入晚清以降中国传统哲学发展与演变的脉络: 来自 20 世纪中国传统哲学五种认知范式的有效视角

不仅如此，“生生的传统”还可以被理解为《生生》一书提出的“认知范式”这一视角的历史。根据《生生》“所谓的‘认知范式’，就是以某种学 说或思想体系为坐标，主体通过形成概念、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综合判断等思想形式，对某个文本所进行的认知、解释和评价实践”^［3］4 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20 世纪以来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无论是通史型、断代型，还是专题型、人物型与文本型，都能够被纳入《生生》提出的“认知范式” 来加以考察，以下分别根据不同类型的传统哲学研究来说明五种认知范式存在的普遍性。

通史型的传统哲学研究，是以历史的先后次序作为叙述顺序，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说明与阐述对应时期的传统哲学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观念， 通常呈现出与人物型、文本型的传统哲学研究交织错杂的状态。比如作为中国哲学通史的书写范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属于这种类型的研究，而冯友兰在该书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自我批判》一文便表明自己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与叙述是以“唯物主义”为坐标的: “它有它对于哲学的看法，这就是它的哲学观。它对于历史中哲学战线上的斗争，对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必然有分明的爱憎和明确的抑扬; 这就是它的党性。”^［8］根据《生生》将“唯物主义认知范式”定义为“主体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成果及方法作为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据和坐标， 通过形成概念、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综合判断等思维方式，对某个哲学文本(  概念、命题和思想观念等) 所进行的认知、理解和评价的实践”^［3］14 ，可以看出，“唯物主义认知范式”存在于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为代表的传统哲学研究中，是 20 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普遍现象之一。

断代型的传统哲学研究，其研究内容以某一历史时期为断限，同样涉及某一具体时段的人物或文本思想研究。比如胡适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潮及其相应人物，因此属于这一类型的传统哲学研究。而胡适对道家之“道”的理解是以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为标准的: “哲学家见物物各有理，因而悬想一个‘与天地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 的道，这便是很大胆的假设，没有法子可以证实的了……悬想一切理必有一个不死不衰而无定理的原理，勉强叫他做‘道’，以便讨论而已。故道的 观念只是一个极大胆的悬想，只是一个无从证实的假设。”^［9］在《生生》中对于“科学认知范式”有这样的界定: “把自然科学精神、原理、定律、成果及方法等作为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据和坐标，通过形成概念、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综合判断等思维方式，对某个哲学文本( 概念、命题和思想观念等) 所进行的认知、理解和评价的实践”^［3］25 ，可见，以胡适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为例的“科学认知范式”同样广泛地存在于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又如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集中介绍了先秦时 期哲学代表人物、思想观念与相应文本，也属于断代型、人物型与文本型三者交织的传统哲学研究。而冯契在书中强调要以墨家的“故”“类”“理”等范畴理解中国传统哲学: “运用‘类’、‘故’、‘理’ 的范畴来揭示‘性与天道’，是哲学家们在实际上进行着的逻辑思维。但只有对逻辑思维过程本身进行反思，把‘类’、‘故’、‘理’这些范畴作为思 维形式( 概念、判断、推理以及方法) 的基本范畴来进行考察，才有真正的逻辑学。”^［10］参照《生生》对于“逻辑认知范式”的定义: “以逻辑学的精神、原则、定律、思想和方法等作为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据和坐标，通过形成概念、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综合判断等思维方式，对某个哲学文本( 概念、命题和思想观念等) 所进行的认知、理解和评价的实践”^［3］48 ，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所呈现的“逻辑认知范式”也是20 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的普遍模式。

专题型的传统哲学研究，主要针对某些传统哲学中的概念、命题、范畴而展开，如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的特质》从中国哲学“敬德”“天命”“仁”“性”等基本命题来说明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路向和特质，是专题型传统哲学研究的主要代表。而牟宗三对于“天命”的诠释特别重视对于人的主体性内涵的阐发: “中国上古已有‘天道’、‘天命’的‘天’之观念，此‘天’虽似西方的上帝， 为宇宙之最高主宰，但天的降命则由人的道德决定，此与西方宗教意识中的上帝大异。在中国思想中，天命、天道乃通过忧患意识所生的‘敬’而步步下贯，贯注到人的身上，便作为人的主体…… 天命与天道既下降而为人之本体，则人的‘真实的主体性’立即形成。”^［10］依照《生生》指出的“人文认知范式”内涵: “以人文主义精神、思想、方法和成果作为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据和坐标，通过形成概念、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综合判断等思维方式，对某个哲学文本( 概念、命题和思想观念等) 所进行的认知、理解和评价的实践”^［3］37 ，以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的特质》为主要表现的“人文认知范式”也属于 20 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模式。同样地，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系列以“理与心”“名辩与致知”“天道与天命”等专题讨论中国传统哲学，他针对以西方哲学理解传统哲学的困境，认为对于传统哲学应当基于自身的思想价值系统来理解: “中国哲学义理之道，既在察其问题之原，名辞义训之 原，思想义理次第孳生之原。而吾于昔贤之言，亦常略迹原心，于诸家言之异义者，乐推原其本旨所存，以求其可并行不悖，而相融无碍之处。盖既见其不悖无碍之处，则整个之中国哲学面目，自得而见。”^［11］对于这种认知与理解传统哲学的方式，《生生》也有相应认知范式的概括:  “所谓‘自我( 主义) 认知范式’，就是指主体把被理解的哲学概念、命题或观念相应的器物文明系统、社会历史系统、经济政治系统、礼仪习俗系统、文字语言系统、经籍文献系统、作者素质系统、科学常识系统、 思想义理系统、意义价值系统等作为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据和坐标，通过形成概念、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综合判断等思维方式，对某个哲学文本( 概念、命题和思想观念等) 所进行的认知、理解和评价实践”［^3］62 ，可以说，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系列使用的“自我认知范式”是理解与诠释 20 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的过程中获得较多认同的范式。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在形式上是一个处于“生生”状态、延续的“传统”，在实质上则错综复杂: 通史型、断代型、专题型、人物型、文本型等分类，或是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等学科形式的划分，这些分类和划分，都不足以精准勾画20 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哲学发展与演变的脉络。而以“认知范式”为视角切入晚清以降的中国传 统哲学研究，能够同时概括上述两种分类，并且对近百年来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给予更为精细的刻画: 以唯物主义认知范式、科学主义认知范式、逻辑主义认知范式、人文主义认知范式与自我认知范式的划分形式理解晚清以降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不仅将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放置在同一评价体系中，摆脱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实践看作是滞后于西方哲学或社会变化的后进者这一思考习惯， 充分体现 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自觉与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建构。更重要的是，以“认知范式”为视角的研究为我们清晰地提供了关于传统哲学现代诠释可能维度的有益经验。

三、从五种认知范式的特质与存在的问题看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诠释的可能维度

对于《生生》而言，“生生的传统”既是一种事 实陈述，也是对于晚清以降中国哲学研究价值的定性，由此牵引出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整个 20 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脉络与整体景观便铺陈开来。而《生生》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 一步检讨上述五种认知范式的特质与存在的问 题，如唯物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 式、科学认知范式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形式 品质的提升”( 如丰富哲学术语、改进哲学表达、引入哲学思维) 与“内容品质的提升”的作用，但也相应地存在“不相契的理解”“过度的理解”与“直指式理解”^{［3］667－679} 的问题。以对唯物主义认知范式的评价为例，《生生》不仅肯定其“扩大了 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视域”“充实了中国传统哲 学的思想内容”“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致思方法”“否定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消极观念”，也检讨其“观点在先”“物质至上”“唯阶级性”的问题，并给出“避免唯物认知范式的教条化使用”“认知学理上容许的错 误”“主 体必须负起解释的责任”^{［3］164－183} 的解决方案。

对“认知范式”的讨论进行到这里，我们发现，正如《生生》一书最后谈到的“作为解释学方法的认知范式”，认知范式的问题实际上可以被归结为解释学或诠释学( Hermeneutics) 的问题:我们陈述五种认知范式的形成与各自内涵，继而评价五种认知范式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内涵的丰富与误读，使得以认知范式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呈现出“一种解释的张力”^{［3］703 。}

那么，以“认知范式”为切入来理解 20 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能够给当下理解与诠释传统哲学带来怎样的经验和借鉴? 中国传统哲学在20 世纪之后的认知范式将是怎样的? 传统哲学现代诠释的可能维度是什么? 《生生》对于 20 世纪中国传统哲学五种认知范式的讨论可以为我们的上述疑问提供如下启示:

第一，“误读”或“伤害”并非不可接受，前提是诠释主体需要具备清晰的理论预设与问题意识。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对“现代”观念中主客二分框架的反思体现在解释学或诠释学领域， 表现为主体诠释是否必须符合文本原意的讨论， 如加达默尔认为“诠释学的基本功绩在于把一种意义关系从另一个世界转换到自己的世界”^［12］，利科尔也指出“理解一段文本不是去发现包含在文本中的呆滞的意义，而是去揭露由该文本所指示的存在的可能性”^［13］，“误读”的内涵已由最初带有负面色彩的表述发展为具有创造性的诠释行为。在《生生》看来，虽然唯物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在理解传统哲学的过程中存在对“中国传统哲学内容的改变”“义理系统的改变”“精神价值的改变”等诸种“伤害”^{［3］751－754} ，但如若能够做到“客观陈述‘伤害’的情形……明确主体在认知范式应用中的责任…… 不应该简单地将导致中国传统哲学遭受‘伤害’的全部责任推给认知范式”^［3］758 ，那么我们便可以摆脱诠释不足( under － interpretation) 或过度诠释( over－interpretation) 的模式来评价认知范式了。同样地，我们当下理解与诠释传统哲学或许可以在明确自身理论预设的基础上，分辨不同哲学思想系统的问题意识，从而在世界格局下进行传统哲学的现代诠释与转化。

第二，继 20 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形成的五种认知范式之后，当下的传统哲学研究形成多种认知范式的要求将更为严苛，需要回应当前世界哲学思想格局下的复杂问题。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给传统中国社会带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哲学随着古典社会 建制的崩溃而逐渐式微，在社会变革的现实问题上屡屡缺席与失语，成为“游魂”式的存在。在这样的困境之下，出于一种被动回应，唯物认知范 式、逻辑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各自改造，如对于传统哲学义理系统中物质与意识、逻辑与思辨、人文性与主体性、实证与实用等内容的发掘。然而，从思想内部的演进来看，随着近年来哲学研究的深入与推进，世界哲学的格局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分形式来概括; 从思想外部面临的挑战来看，在面对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层出不穷的新兴科技问题时，哲学思辨对于现实的指导与批判任务也显得愈发艰巨。除此之外，20 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自觉与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建构也要求当下研究摆脱“西方哲学冲击( 示范) —中国哲学回应( 接受) ”的思维模式，比如冯友兰多次表明要从“研究哲学史”的“照着讲”转向“哲学创作”的“接着讲”^［14］; 不仅如此，当下研究还需要抵御现代学术生产机制衍生的“按时地出版了一些著作，然后在出版之后的若干年之内被完全且理所当然地忽略”^［15］这一功利化的诉求，转而主动地提供一种能够在世界哲学的思想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内容或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说，在现代性语境中理解与诠释中国传统哲学所面临的挑战将更为多样，相应地，形成能被不同学术共同体所接受的认知范式的要求也更为严苛。

第三，在“自我认知范式”的基础上，运用普遍意义上的哲学表达与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诠释的可能维度之一。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诠释的态度，张岱年的观点或许可以概括目前学界对此的基本共识: “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 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 上，则 与 西 洋 哲 学 颇 为 相当”^［16］2 ，其《中国哲学大纲》的写作也是按照“哲学问题史”这样的理路进行的: “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作一分析的研究，将中国哲学中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探寻出来，加以分类与综合，然后叙述关于每一个问题的思想学说的演变过程”^［16］6，“将中国哲人所讨论的主要哲学问题选出，而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之整个的条理系统，亦可以看作一本中国哲学问题史”^［16］17 。也就是说，当下的我们意欲在哲学领域谈论古今思想或中西哲学，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化，就需要基于共同面对的哲学问题，提供古今或中西各自的观念或解决策略，寻找相应的文献材料。那么， 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诠释的问题就转化为: 跳出“自说自话”的方式，寻找中西哲学相同或相似的问题意识，并提供来自中国哲学视角的论述形式、解决方案与相关文本。但事实上，实现这样的转化也并不容易，奥伯丁曾对非西方哲学与比较哲学的研究情况进行案例式分析，指出非西方哲学与比较哲学目前存在的两重困境是: “给我们( 西方哲学研究者) 展示一些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东西，但要保证这些东西看上去像是哲学的、并且确实是以我们熟悉的方式”^［17］; 黄勇继而指出在非西方环境下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还需要接受“向西方哲学家所呈现的中国哲学，应该是建立在对中国哲学家的认真的文本和历史研究基础上”的第三重约束^［18］，这恰好与“自我认知范式”的基本任务之一: “将与被理解的哲学概念、命题和观念密切关联的器物文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礼仪习俗、文字语言、经济文献、科学常识、作者素质、思想义理、意义价值等自我文化系统加以客观呈现，从而为认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提供文化基础”^［3］719 不谋而合。可以说，上述三种约束是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真实面临的困境，但也可以理解为对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诠释的某种要求或期许。在“自我认知范式”的基础上，以“哲学”的方式言说与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延续“生生的传统”、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可能维度。

陈寅恪曾指出: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 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 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 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 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4］614 ，与此相呼应，《生生》对于五种认知范式的关系也有“相互理解、相互修正、相互吸收、相 互完善……所呈现的主要是一种广阔而健康的融合气象”^{［3］703－719} 的概括。如何更好地“自成系统、有所创获”? 这是 20 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研究者一致的疑问与诉求，而《生生》全书一以贯之的 解答乃是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不同的应用实践与多 样的哲学资源，从而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生生 相续”。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方法自觉与哲 学践行能够成为中国传统哲学实现真正的自我确 证与现代转化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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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洪汉鼎: 《理解与解释》，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24 页。

［14］冯友兰: 《三松堂自序》，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248－249 页。

［15］Daniel C． Dennett．“Intuition Pumps and Other Tools for Thinking”，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2013，p．423．

［16］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17］Amy Olberding．“It’s not Them，It’s You: A Case Study Concerning the Exclusion of Non － Western Philosophy”，“Comparative Philosophy”，( 2015) ， 15．

［18］黄勇: 《西方世界中国哲学研究者的“三重约束”》，《文史哲》2017 年第 2 期。

  ①余英时于 1988 年撰文讨论儒学在历史上遭遇的危机与困境，指出儒学在中国社会解体的 19 世纪中叶之后所遇到的困境远非以往情况可比，参见余英时: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版，第 53－5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