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怀与格局--《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读后

作者简介：钟纯，男，湖南醴陵人，南京大学哲学系2018级博士生，中国哲学专业，师从李承贵教授。

注：原载于邓安庆主编的《伦理学术》2019年春季卷。感谢邓主编刊发此文。

【摘要】：此书引进了西方哲学“范式”理论来认识、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并有效地、客观地将二者相结合，形成了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等五大认知范式。这种学术实践和创见不仅避免了20世纪以来一些中国学者以西方哲学方法论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所造成的伤害和误读，更强调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在西学思潮影响下并非土崩瓦解，而是生生相续。在行文结构上，此书层次清晰，脉络分明，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在方法选择上，主要采用了诠释学和综合分析的方法；在学术价值上，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提供了新视野和新方法。可以说，五大认知范式的提出既是作者考察如何以西方哲学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实践，又是对中国传统哲学如何传承和发展的现实关切。

【关键词】：范式；五大认知范式；中国传统哲学；学术价值

《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2018年6月版，以下简称“李著”）一书，是李承贵教授“十年磨一剑”的学术结晶，是“研究20世纪中国哲学标志性的成果”[1]。作者以深厚的学术素养，敏锐的学术洞察，提出“五大认知范式”理论来考察中国传统哲学在20世纪的展开，这不仅仅体现了其学术情怀，更展现了其宏大的学术格局。而这种学术情怀与格局，具体表现在对学术难题的挑战和学术现实的关怀上。我们读罢兴奋不已，拟从书名意蕴、谋篇布局、学术价值等三个方面陈述笔者感受，以与读者分享。

一、书名意蕴

《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甫一出版，便受到许多学者的肯定和认可，如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评价说：“哲学史的研究，关乎不同解释模式，这种解释模式既体现了不同的研究进路，也展示了多样的研究方式。《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以中国哲学研究中诸种研究范式为考察对象，并对诸种范式的所得与所失作了细致分疏。作为对中国哲学研究进路的再思考，这种分疏无疑有助于推进中国哲学本身的研究。”（底封4）本书是作者经过十余年的思考，四年多时间的集中写作，凝练了对过去百余年中国学者用西方哲学理解或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实践、学术考察、学术研究。

何谓“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作者基于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 1922-1996）的“范式”理论，进一步提出“认知范式”[2]理论框架，并将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展开的形成过程和具体实践情形落实到唯物主义认知范式、科学主义认知范式、人文主义认知范式、逻辑主义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等五大认知范式中[3]。作者认为，这“五大范式”回答了中国传统哲学如何传承与发展、西方哲学应该怎样参与中国哲学建设、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开展如何吸收其他哲学学说营养，中国哲学如何完善如何提升自身等诸多问题[4]。因此，“五大范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作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通过对“五大认知范式”学术实践的考察将中国传统哲学之内容、特点、优长、不足加以呈现，这为中国传统哲学在20世纪的展开提供了有效的实践路径，为其发展、更新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离不开作者对中国百余年以来中国哲学究竟以何种姿态、何种形象来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关怀和思考。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究竟如何兼容、究竟如何互联互通？这是学界一直关注的焦点问题。李著正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对现实的思考、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关怀，提出新的视角和方法尝试厘清三者的关系。李著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在20世纪的展开并非断裂，而是生生相续的过程。可以说，这个观点的提出不仅关乎中国传统哲学的命运与前途，更展现了作者学术情怀与思想格局。

所谓情怀是指一个人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尤其是对事业有着无比的热爱之情。面对一些学者实践应用认知范式分析中国传统哲学所产生的误读与伤害时，作者之中国哲学情怀在于敢于正面地指出：“考之过去百余年中国哲学史，不难发现具有西方身份的唯物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逻辑主义都先后程度不同地成了中国学者介绍、引进的内容，在介绍引进的同时也被当作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坐标与方法。而在用于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中，又常常出现对中国传统哲学自觉或不自觉的误读与伤害。”[5]在作者看来，可怕的并非西学的引进，而是用各种“主义”思想来认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并导致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误读与伤害。不仅中国学者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西方学者用自身的理论来解读中国传统哲学时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比如德里达、黑格尔等人断定中国是没有哲学可言。对此问题，作者忧于中国传统哲学笼罩在西学的迷雾当中，让读者所接受的、所认知的、所了解的都是支离破碎、遍体鳞伤的中国传统哲学，而真正的中国传统哲学难以呈现在读者面前。作为一个“忧道”的现代知识分子，作者对“中国无哲学”这个问题进行了强有力地回应，并罗列了王国维、冯友兰、牟宗三、张岱年、侯外庐、冯契、任继愈、方东美等学者对中国哲学范畴的理解、中国哲学思辨的诠释、中国哲学体系的建构等诸多新儒家观点，掷地有声地回应了黑格尔所谓“中国无哲学”的荒谬之论，破解了“中国无哲学”的谜题。此外，还有一些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命题也存在被应用认知范式过度解释的现象，既偏离原义，又具比附之嫌，如将孟子的“求放心”理解为对自由的追求，将“气”等同于“场”，将“阴阳”等同于力学互补原理等等。尽管作者否定了一些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命题、概念的解释，但认为“过度理解虽然需要有明确的态度，但由于理解或解释本来就是思想丰富发展的重要途径，因而我们一方面必须坚持客观理解；另一方面应该肯定过度理解在思想的发展和创新中的特殊意义。”[6]

有一些西方学者解释中国的经典文本，也存在误读和伤害的情形，如罗素以数理的方式来演绎《周易》。熊十力明确地反对他的这种演绎方式，认为罗素这种演绎方式只是在解释事物之间的关系而已，是“空洞形式”而已，根本不懂《周易》真正关于宇宙、人生之真谛。正如作者所指出“认知范式与被理解文本存在相互制约、相互限制的关系，这意味着如果在认知、理解实践中，突破这种限制，就可能造成对被理解文本的伤害。”[7]这种“伤害”主要由于一些学者不谨慎地使用认知范式分析中国传统哲学所造成的，具体表现在对中国传统哲学内容的改变、对中国传统义理系统的改变、对传统哲学精神价值的改变。如何有效地避免认知范式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伤害，关键在于解释者或理解者。因此，作为解释的主体，必须要有理性的认知，且还要清晰地、负责地告诉读者所诠释的目的。所以，作者认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伤害不应该归咎于认知范式，而是研究主体：“我们必须明确主体在认知范式应用中的责任。由于认知范式的实践者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引进认知范式，引进哪种认知范式，应用认知范式、应用哪种认知范式，怎样应用、应用范围与程度，等等，都由研究主体决定的。因此，在认知范式解释实践中，相对于应用主体而言，认知范式始终是被动的。这样，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将导致中国传统哲学的‘伤害’的全部责任推给认知范式，而某些具体实践了认识范式的中国学者，不仅不检讨自己盲从行为，反而谩骂攻击，这既是不公平的，也是非理性的。这或许正是当今中国哲学界所欠缺的精神。”[8]基于此，作者提出了避免“伤害”的三大原则：一是立足自我；二是彼此相契；三是“以中释中”[9]。尽管这三大原则不能完全保证认知范式不对中国传统哲学造成伤害，但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可以减轻或预防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伤害。

所谓格局是一个人开阔的眼界和宏达的胸怀，并非仅仅停留、局限在眼前，而是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广阔的气度与胸怀。面对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学者琳琅满目的观点，作者并非仅选择近代著名新儒家的观点作为论据，而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吸收一些不著名学者的观点。作者认为，学术实践研究应该是走学术平民化的路线，也并非仅停留在精英层面，因为那样不能客观反映20世纪学术状况，所以作者在选取案例时，既选取了有代表性学者的观点，又兼顾到了一些不著名的学者的观点。如此，案例就更加全面、客观、真实地呈现在读者眼前。比如说，作者在考察人文认知范式用于认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情形时，就引用了刘香莲从四个方面揭示“自然”的人文主义意蕴[10]；又如在考察中国有无哲学体系或系统时，发掘、整理逻辑认知范式来证明逻辑哲学体系，引用了钟罗“墨辩逻辑是中国第一个逻辑学体系”的观点[11]等等。这些足以表现作者豁达、开放、包容的格局，并不是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只限定于哲学家、新儒家当中，而是尽可能地选择、兼容其他学者的观点。众所周知，尽管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张岱年、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徐复观、钱穆等大家代表着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水准，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权利并非仅仅只是他们的专利，因为“学术者之天下公器也”，每个学者都有权利去研究并发表自己的见解。所以，作者的眼界并非只限定在大家、哲学家当中，而是以集思广益的方式将一些虽然名不见经传的学者的观点，但只要符合作者“认知范式”理论所需，都会采用或吸收。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说：“能够照顾思想家或学者的层次。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无疑是以杰出哲学家、思想家为代表，但杰出思想家的思考并不能涵括特定时代的所有问题、所有思想，那些普通学者的思考或许更接地气，更能反映时代的所有问题、所有思想，……从而体现本书在选材上的民主。”[12]

 此外，尽管作者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未将“生生”哲学安排进去，但在标题中却以显目的字眼出现，这是为何？实际上，这正是作者的学术格局所在。唐代有韩愈“道统论”，而今有“我”论中国哲学“传统论”。在当今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尤其是西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冲击下，中国哲学显得尤为薄弱，甚至可能造成中国传统哲学传承的断裂。正是出于对此担忧，作者非常强调“生生”相续的重要性，他说：“以西方哲学理解中国传统哲学20世纪，并不能简单地判定为中国传统哲学脉络的断裂或中国传统哲学价值体系的土崩瓦解。而从哲学精神的弘扬、哲学内容的丰富、哲学形式的建造等方面说，中国传统哲学在20世纪主要是生生相续的过程。”[13]不言而喻，作者所认为的“生生相续”即为“生生的传统”，也就是说无论西学如何的强势、霸权、入侵，中国传统哲学都从未断裂过。它不仅没断裂过，而继古开今、推陈出新，以不同哲学的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如“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逻辑学’、贺麟的‘新心学’、张岱年的‘唯物论哲学’、牟宗三的‘人文哲学’”[14]。这些思想无不是在继承中国哲学传统的基础上，开出新统。因此，作者将书名的主标题定为“生生的传统”表明了对中国传统哲学之生生相续的自信。

二、谋篇布局

   从结构上言，此书层次清晰，脉络分明，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一本厚重的书，首先我们迫不及待地应该是去看目录。而此书的目录分为三级标题，且层层相扣，内在逻辑紧密，例如第一章认知中国传统哲学范式的形成，作者就是分五个层次去展开，并诠释在理解或解释中国传统哲学时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归结为“五大范式”的形成，这就为第二章至六章关于各个范式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做了铺垫。不仅如此，作者在“节”方面的安排也是恰到好处，从应用“认知范式”理论去呈现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命题的特点，并深入挖掘其中的问题，如“性”、“心”、“天”、“道”、“理”、“气”、“命”等等，这些概念在认知范式视域中给我们呈现的是不一样的感受。当然，“认知范式”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联姻，难免会有摩擦、有问题的产生。显然这些问题作者早就料想到了，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即对问题进行深刻地检讨。诚如作者在后记中说：“对每种认知范式应用实践的梳理与分析，都是为了从中发现问题和寻找意义，因而每一章最后一节都配有对相关认知范式应用实践的检讨。”[15]此书的章节到此，按理说应该可以了，但作者似乎并不满足于此，特加“综论”一章，形成对全书的总结，这样的谋篇布局，可谓是技高一筹，如此一来文章的结构逻辑性、系统性、整体性就完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不至于读完前面六章就忘乎所以。

总之，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以五大认知范式为主体框架，‘导言’阐释研究意义和相关术语，首章陈述五大认知范式的缘起于形成，二至六章分别对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等应用实践展开具体论述与深入研究，末章给予高屋建瓴式总结。”[16]但在末章部分，作者将第七章第二节的“五大范式”应用之意义与问题改为“四大认知”（无自我认知范式）应用之意义与问题，这是为何？这是由自我认知范式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实际上，自我认知范式在内容和性质上都与前四大认知范式存在差异，从某种程度上讲，“自我认知范式是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四大范式应用及其效果所‘逼’而生”[17]。比如说，自我认知范式可以作为唯物、科学认知范式的基础，并纠正、完善这两种范式的不足。可以说，应用自我认知范式去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命题具有独特的价值：更加全面、客观地呈现概念、命题的应有之意。因此，作者特别强调“自我认知范式是其他认知范式开展工作的基础，它可以完善、纠正、改变其他认知范式理解的结论”[18]。

从方法上言，作者主要采用了诠释学（解释学）、综合分析的方法。作者在界定“认知范式”时，参阅了大量有关诠释学的著作，如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阿斯特（Georg Anton Friedrich Ast 1778-1841）的《诠释学》、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真理与方法》以及潘德荣的《西方诠释学史》，所以作者将“认知范式”定义为：“以某种学说或思想体系为坐标和方法，研究主体通过形成概念、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综合判断等思维形式，对思想文本（概念、命题、观念等）所进行的认知、理解和评价的实践，而且这种实践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在主体上表现为团体性，同时也是现在时的、可效法的。”[19]也就是说，诠释学是“代入理解”来“促成理解”，例如我们去解读中国的古文，常见的理解有注释，将注释代入原文就可促成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而在西方学者看来，这实际上就是语言的转换和交往的实践，如伽达默尔所言：“诠释学一直被理解为说明和解释的理论或艺术。”[20]在此意义上说，诠释学就是主体理解文本的实践活动或行为。正是如此，作者将自己对“认知范式”如何认知、理解、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方式全盘托出，如在第七章第五节作为解释学方法的认知范式，既在实践认知范式中可能存在的理解问题，又强调认知范式既具有互补性，又可以转移与进化等。但任何理论、学说、思想属于人文科学精神的学科，都避免不了自身的局限与不足，作者所提出的“认知范式”也亦如此。而“认知范式”本身的局限就在于解释能力的有限性，例如“唯物认知范式的特点是注重从物质的层面去思考、解释一种现象或文本，分析一个概念或命题，主要从这个概念或命题发生的‘物质’基础去展开。比如，关注提出某一个概念或命题的哲学家的经济地位、政治身份等。这是唯物认知范式的特长，同时也是它的限制。”[21]因此，作者提出认知范式的转移和解释学的进化就有效地克服了认知范式自身的局，而各种范式的转移正是突破只限于某一个视角对中国哲学命题、概念理解，比如说对陆九渊“心”的理解，人文认知范式理解为主题精神，而科学认范式理解为心理神经，唯物认知范式理解唯心主义[22]，诸如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如此一来，认知范式的转移或突破就更加客观、全面地将中国哲学的概念和命题呈现于读者眼前。除此之外，作者还得出这样的结论：与传统汉学方法、宋学方法相比较，认知范式转移的解释更加的先进[23]。

而所谓综合分析的方法其实就是运用归纳、演绎、分析及抽象的方法将收集来的材料进行加工、筛选，并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地进行分析，最后进行综合处理来提升研究对象。作者在对材料的运用中，无不是运用此种方法，并有效地提炼出研究对象（认知范式）。我们不妨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王阳明“心”这个命题来说明，一般而言，阳明所讲的“心”是本心、良知，而有些学者却有不同的解释和认知。就此，作者精心筛选了几位有代表性学者的观点，如唐君毅认为，人若自躯壳起念，不仅使人千方百计维持此一躯壳，而自私纵欲，而且使人自身观心而不能自心观心，从而不识心智所以为心；方东美认为，阳明的“心”是价值最高的统会；陈来认为，若依康德的道德哲学，阳明的“心”首先是一个道德主体；劳思光认为，阳明的“心”是“为善去恶”[24]。作者通过对这些学者对阳明“心”的理解而提炼升华出“质”。所以，作者总结道：“无论是唐君毅理解为‘戒除人自躯壳起念’之功能，还是方东美理解为‘价值的最高统会’，无论是劳思光理解为‘为善去恶’的主体力量，还是陈来理解为‘主体以内的决定原理’，都是‘心’之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25]无论学者对“心”概念如何分析、如何理解，最终都被作者归纳为“心”之人文主义精神的显现，这就是典型的综合分析法，从各种具体的理解最后归纳为“心”之人文主义精神。

三、学术价值

所谓学术价值，又称之为理论价值，是指一定的科研成果、理论著作、学术观点、思想能够促进人类学术事业的发展，评价是否有无学术价值的根本标准是创新性、创见性等。李承贵教授从中国传统哲学在20世纪如何实践、应用“认知范式”的方法如何呈现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如何在西方哲学中呈现出自身的特色以及如何有选择地借鉴西学方法来诠释中国传统哲学等一系列之问题出发，高效地运用“认知范式”理论，准确地、客观地将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命题呈现，并强调这并非中国传统哲学在20世纪的断裂，更不是土崩瓦解，而是推陈出新、继往开来。

南京大学资深教授赖永海评价说：“李承贵教授的这项研究成果，提出了以‘五大范式’考察、研究20世纪中国哲学，应该说是一种新的视角，颇具创新性。”[26]同时，他还指出李著“是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对进一步推进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7]。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也认为此书具有独特的学术贡献，他说：“本书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文献丰富，论证缜密，屡有创获，持论公允，对学习研究20世纪中国哲学、对继承发展中国传统哲学、对探索建构现代中国哲学形态都表现出独特的学术贡献。”[28]北京大学王中江教授肯定此书新的视角和运用“五大认知范式”去考察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并评价说：“现代中国哲学如何运用西方哲学解释历史上的中国哲学，在这种解释中它又如何造就了自身，这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一大特征，又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通过不同层面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为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点和方法。”（底封4）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也认为此书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他评价说：“范式研究综合了类型学和方法论得到优长，又包含了对思想观念演进与变化的探究，在文明史研究中大显其能，在哲学史叙事中也别具一格。李承贵教授的新著从认知归纳的角度，将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思潮总括为唯物主义、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逻辑主义和自我主义五种。这些形态既代表了现代中国哲学史的主要思想流派，也是几代学人研究阐释叙述中国传统和整理归纳总结古代思想资源的基本模式，对理解和把握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脉络极为重要，对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大有裨益。”（底封4）

总之，这些学者对李著的评价从某种程度上说都肯定了作者所提出的“五大范式”理论来考察、分析、研究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资源的再现，是对中国传统哲学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是中国哲学气度的展现。并且，这五大范式在应用实践中，既是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展开的过程，又是其“自证”、“日生日成”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丰富了中国哲学的价值、内容、形式之外，还与西方哲学展开了全方位的互动与对话，显示出了中国哲学开放、包容的智慧格局，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博古开今，生生不息！可以说，上述评论都是实至名归的。而对作者而言，如下价值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第一，文献的发掘和整理。文献的发掘贵在为我所用，既要广，也要精。作者在诠释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时，涉及到了哲学、政治、法律、思想、等多方面的文献，并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收集、整理、分析、加工，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命题以认知范式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正是作者高超地概括、归纳能力的体现。细读李著，我们会发现它基本上涵盖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与范畴，这就为后辈学者查阅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命题、特点提供了便捷，又为研究者收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相关的文献节约了时间。

第二，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李著关于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主要体现在材料的使用上。李著始终贯穿“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命题在“五大认知范式”视域中的诠释，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这些概念、命题的原始出处，其目的很明显，就是在知晓概念、命题本义的基础上，再对它们的特点、系统进行理解，最后使用文献加以分析说明，这样才形成层层相扣、逻辑紧密、结构有序的整体布局。实际上，这种原则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任何一篇好文章都离不开材料的支撑和使用，而至为关键的是如何恰当、合理的使用材料使文章更有说服力。当然，材料的合理使用也是有效避免空言、不切实际空谈的方式，更是文章展开论证再到下结论的必要环节。

第三，蕴含的启示。李著关于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在20世纪展开基本上涉及到了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诸多问题。尽管作者仅从“认知范式”的角度去讨论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哲、西哲的关系，但里面还是涉及到不少其他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去发掘、探讨、研究的。李著就像一座关于中国传统哲学在20世纪展开的矿山，里面蕴含着丰富思想资源，有待我们深入开采。例如，作者在论述“唯物主义认知范式与人文认知范式是有差异从而可以互补”[29]时，列举了近代学者对孔子“仁”的理解，其中作者引用了侯外庐、张岱年、王国维等学者的观点，其中作者分析说“在以唯物认知范式为参照理解下，‘仁’具有阶级性，是区分不同阶级标准，属于贵族君子道德”[30]。由“贵族君子道德”我们不禁要追问、要思考：儒家“仁爱”思想是否具有某种贵族性特质呢？这个问题足以让我们作为一个课题进行研究。这样的案例在李著中不胜枚举。所以，李著有关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资源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开发、挖掘的。

参考文献：

[1]郭齐勇：《<中国传统哲学的生生相续--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读后》，《孔子研究》2018年第6期。

[2]此“认知范式”具有独特性，其目的主要是为区别西方哲学的“范式”理论。作者这里提出的“认知范式”理论是具有中国传统哲学特色的“认识范式”，这与后文要谈一些学者应用西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给中国传统哲学造成误读和伤害的“认知范式”不尽相同。因此，作者在导言中对“认知范式”明确地进行了界定，并认为中国哲学所具有的“认知范式”是以思想学说为坐标，以概念、命题为思维形式，对中国哲学的认知、理解和评价的实践。这种做法是可行的、具体的、实践的、客观的。详见李承贵：《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4页。

[3]学界对“主义”一词有不同的理解，它既可以表示一种学说、观点、方法，又可以代表一类人，如自由主义。为避免读者对“主义”一词的过度理解，作者在导言中明确地将“主义”定义为精神、原理、方法，如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又如作者在《社会科学报》中发文强调科学主义是指自然科学精神、原理、方法；人文主义是人文主义精神、观念、方法；逻辑主义是逻辑原理和方法等。参见李承贵：《探秘活在20世纪的中国传统哲学》，《社会科学报》2018年10月11日第5版。

[4]具体如何回答诸多问题，参见李承贵：《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1页。

[5]李承贵：《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导言第1-2页。

[6]同上，第677页。

[7]李承贵：《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751页。

[8]同上，第758页。

[9]同上，第759-761页 ，关于如何避免“伤害”的论述。

[10]同上，第313页。

[11]同上，第688页。

[12]李承贵：《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799页。

[13]同上 ，第801页。

[14]李承贵：《探秘活在20世纪的中国传统哲学》，《社会科学报》，2018年10月11日第5版。

[15]李承贵：《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800页。

[16]同上，第800页。

[17]同上，第800页。

[18]同上，第800页。

[19]同上，第728页。

[20]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引言第4页。

[21]  李承贵：《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763页。

[22]同上，第770页。

[23]同上，第772-777页，作者分别将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唯物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与汉学、宋学等方法进行比较，才得出认知范式作为解释方法比传统方法更进步的结论。

[24]同上，第300页。

[25]李承贵：《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02页。

[26]同上，序一，第2页。

[27]同上，序一，第2页。

[28]同上，序二，第3页。

[29]李承贵：《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704页。

[30]同上书，704页。

编辑：盛丽萍

审校：代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