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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生相续,新新不断
    发布时间:2019-11-27  浏览次数:678次

    湖南大学 李清良 介江岭


    现代社会内在地要求中国传统哲学实现现代转化。为此,近百年来我国学者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思考。系统梳理这一探索历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路向与成果,深刻反思其成就与不足,对理解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具有引导性意义。李承贵教授的新著《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创造性地从“认知范式”这一视角考察、反思了 20 世纪中国传统哲学努力实现现代转化的生生相续历程,为理解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考。

    通观李著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探索值得特别注意。


    其一,创造性地提出“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的概念,为深刻理解、把握百余年来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演变脉络提供了一个新颖视角。在前所未有的现代变局中,中国传统哲学发生了怎样的演变?该如何认知、理解、评价这一演变?其发展趋势又将怎样?这些问题亟待解答,而把握这种演变的视角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对此,李著有着相当自觉的意识,   吸收西方哲学中的认知概念和范式概念并将二者熔为一炉,创造性地提出“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的概念,以之为轴线,对“具体的哲学学者、哲学学说、哲学命题、哲学范畴”加以选择、分类、评析,系统地展示了近百年来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演变情况,从而为切实把握其演变脉络提供了一个新颖视角。


    其二,广泛利用文献资料,较准确而完备地归纳出五种不同的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及其所含层面,并从五种认知范式及其互动关系而不仅是研究方法的角度,更为系统、深层次地总结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百年历程,展现出一种宏阔的研究态势。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梳理中国传统哲学是近百年来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主流,李著将这一主流细分为唯物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逻辑主义、自我主义,分别选取符合不同认知范式的研究文本,以概念、   命题、特点、应用之检讨为纲目,环环相扣地展现了不同认知范式的应用层次。这不仅为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百年历程描绘出一幅系统化图景,也表明了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其实是持续深入进行的团体性诠释模式,而不仅仅是抽象的思辨方法。


    其三,在对五种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的梳理中,注意到了不同认知范式之间的差异性   与互补性,对不同认知范式的评价也始终坚持一种整体而开放的态度。比如,在考察有关哲学概念和命题时,李著有意将不同认知范式下的解释放在一起,或观察它们的互相干扰、排斥,或强调它们的相济相成。又如,在对五种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的应用加以检讨时,李著指出,各认知范式既有优长,也有局限,因而应该在保持各认知范式的独立性的同时,促成它们之间的合作。再如,李著在比较五种认知范式时,虽然强调自我认知范式的特殊性,   甚至认为自我认知范式是中国哲学特点的终极裁决者,但同时又认为,自我认知范式具有“论据同一性”“视域狭隘性”、“结论非确定性”“价值唯我性”等缺点,在未来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既要弘扬自我认知范式,又要限制它的消极面。这些看法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作者的整体眼光和开放心态。


    其四,揭示了现代中国学者往往会在不同认知范式相互交错的方式下来理解和评价中国   哲学,从而表明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社会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众声喧哗的被解释状态。李著认   为,认知范式的应用取决于认知主体,而认知主体在不同情况下也会使用不同的认知范式来   解释中国传统哲学,因此,不同认知范式的应用时常呈现出一种相互交错的状态。在这一交   错状态中,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属于广义的西方哲   学的应用,具有明显的西方身份,统四者而言,它们居于坐标地位,而中国传统哲学始终处   于一种被衡量的地位,即便有自我认知范式的抗议性修正或完善,但总体上并没有改变中国   传统哲学被改造的命运。


    其五,通过梳理五大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的具体应用,肯定了认知范式对中国传统哲   学实现现代转化的深刻影响和重要贡献,论证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社会仍然生生相续而并未断绝。李著认为,“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的应用虽然偶有不愉快的事件发生,虽然给中国传统哲学带来了某些伤害,虽然认知范式的实践还不能尽如人意,但那是带刺的玫瑰”(第 783 页),中国传统哲学在被改造的过程中,资源得以呈现,优长得以豁显,气度得以展示 ,依然具有生机与活力 ,而能继往开来。李著的这一综合评断对准确审视近百年来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更进一步看,李著不仅为反思百余年来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提供了新颖的视角、系统的   考辨、积极的评断,还提出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比如,在讨论五种中国传统哲学   认知范式的应用时,李著分别列出了大量人物及观点作为佐证,但同一人物及观点似乎可以归入不同的认知范式,这就说明 20 世纪中国学者选用认知范式的态度是极其复杂的,也正反映了梁启超所谓“不中不西”的时代特点。又如,李著在第七章中专门对认知范式予以解释学的观察,认为五种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完全可以视为解释学语境中的理解或解释”(第738 页),这表明作者意识到认知范式与解释学理论并非一事,从而启发读者对“认知范式” 与诠释学理论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思考。


    李著对 20 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的考察与反省是客观而深刻的,也是细致而宏阔的,能够推动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化的已有成果和未来走向。


    编辑:盛丽萍

    审校:代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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