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丨李承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5卷第1期

基金项目丨贵州省 2018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孔学堂国学单列课题重大项目( 编号: 18GZGX04)

摘要

  阳明心学的主要势力之一，就是江右王学；江右王学的核心代表，就是邹守益。邹守益在学术梯队建设、建造书院、刊刻语录、传播心学等方面，对阳明心学做了杰出贡献。而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王阳明与邹守益无话不谈，将自己的心思与学术主张经常与邹守益分享，并敦促邹守益讲学必须坚守“致良知”路线，从而进一步表明邹守益之于阳明心学的重要地位。邹守益这个案例亦提示我们地域性传播和发展对扩大阳明心学的影响具有特殊且重大意义。

关键词

  江右王学；邹守益；阳明心学；独特贡献

  邹守益(1491－1562)，字谦之，号东廓，江西安福人。正德六年参加会试，王守仁为同考官，见邹守益考卷非凡，便将他拔为第一：“六年辛未，先生四十岁，在京师。......二月，为会试同考试官。”《明史》则曰：“守益举正德六年会试第一，出王守仁门。”这样，邹守益与王阳明便有了师生情缘。不过，邹守益真正拜阳明为师却是多年以后的事情。正德十四年，阳明主政南赣，邹守益访阳明于赣州，开始亦未有意问学，但与阳明切磋之后，即服膺而师之。《明儒学案》云：“初见文成于虔台，求表父墓，殊无意于学也。文成顾日夕谈学，先生忽有省，曰：‘往吾疑程朱补《大学》先格物穷理，而《中庸》首慎独，两不相蒙，今释然，格致即慎独也。’遂称弟子。”这样，邹守益正式成为阳明的弟子。那么作为阳明弟子的邹守益，在阳明心学传播发展中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

一、信奉心学，广收弟子

  邹守益虽然在阳明手下考上进士，但拜阳明为师，还真是为其心学所折服、所吸引。邹守益说：“先师格致诚正之说，初闻于虔州。以旧习缠绕，未敢遽信。及质诸孔孟，渐觉有合处，然后敢信而绎之。”邹守益初听阳明讲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由于受以往所学影响，半信半疑，后来将阳明所讲参证孔、孟所说，惊见其契合之处，才敢相信并理出头绪。而聂豹的记载生动形象：“已闻阳明先生讲学虔南，牵舟往从之。一见相契，妙悟良知之秘，焕然自信，曰：‘道在斯矣。’反顾胸中所蓄数万卷书，糟粕也。于是四拜北面，奉以终身，如蓍龟焉。”闻而往、一见相契、妙悟、焕然自信、视胸中万卷书为糟粕、四拜北面，这些略显神秘且夸张的词语，生动地描述了邹守益为阳明心学所吸引而服膺的情形。拜师阳明之后，埋藏心中许久的思考被激发，邹守益心潮澎湃，夜不能寐，回到家里便写下《学说》。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心学色彩：为学目的是“去欲复性”，为学工夫是“不迁怒，不贰过”，为学精神是“无止境、无停息”，为学方式是时刻“戒慎恐惧”，而且批评训诂、记诵、词章等为学方法，斥其与“道”相悖。邹守益说：“某之醉梦，二十有九年矣。日颠踣于荆棘泥淖而自以为康庄也。赖先觉者大呼而醒之，将改辙以追来者。而八九同志相与磨砻而夹持之，以图不枉此生。”由于邹守益是拜阳明后写下此文，故所谓“先觉者”当是王阳明。宋仪望说：“先生既受徒山房，乃以闻于王公者精思力行，沛然有得。既又探之周、程，以溯孔、颜，考之濂洛诸书，以证六经，若同轨合辙，无复疑二，于是作《学说》以警同志。”这就是说，邹守益接受阳明心学之后才确定学问方向，而传播阳明心学、弘扬圣人之道便自然地成为他的责任。邹守益曾盛赞阳明学问：“师道之功，大矣哉!方先师之存也，四方之士，若抱病而求华、扁，充然各得其所各愿，及于亡也，怅怅然靡所赖矣。然遗方犹存，即而服食之，咸可以卻疾而延年。”将阳明心学比喻成华佗、扁鹊之医术，为世人所急需，邹守益岂能不为传播这种学问而倾尽全力？

  邹守益对阳明心学的传播首先表现为招收弟子以壮大阳明心学队伍上。特别是任职广德期间，求学者络绎不绝。有子祥者来学：“予之官广德也，四方之士不鄙弃予，相从于务内之学。壁山卢君养正，司教宁国，介吾友王天民，遣其子祥以来学。子祥朴茂可爱，于外染尚浅，且能箴吾之过。”有程清、郑烛者来学：“程元静，名清；郑景明，名烛。自徽来学于广德，与之语益恶至中之学，欣然若有得也。……子归矣！焉往而非学矣！夫知其恶与中者，将非子之良知乎？易而至之，将非子之致良知乎？良知之本体，至虚至灵，至清至明者也。”有王孔桥者来学：“王生孔桥见先师之岁，亦以庚辰，而卒业于山房，复相从广德以及南都，聚处者不下五岁焉。察其志，毅然服膺良知之教，将忘其家贫亲老而欲以自成者也。”有葛子开者来学：“葛子开自扬州来学，请问良知之教。东廓山人曰：‘噫!良知之教，明德之本体也，夫亦在致之而已矣。”而在《赠郑景明归徽》中，提到安徽籍问学者有：“徽之同志切磋者，若鲍氏、程氏、潘氏、胡氏、戴氏、谢氏、李氏、吴氏、方氏、洪氏、余氏、王氏，皆与闻后稷氏之术也。瞻望弗及，悠悠我思，其尚为我交儆之。”可见，邹守益在广德主政期间，求学者络绎不绝，而所教是良知学。在江西老家，同样是求学者纷至沓来。邹德涵说：“先是，邑中数十辈走越中受学王公。王公时有军旅之冗，谓之曰：‘而党归，而邑自有师也。’于是邑中数十辈遵王公命，求绍介，愿受学府君。”这是说有来自邹守益家乡的学者千里赴越求学于王阳明，阳明则将远道而来的求学者劝回江西，让他们拜邹守益为师。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广德，还是在江西，邹守益招收了大批弟子，从而为阳明心学的传承培养了学术梯队。

  此外，邹守益与同门在吉安发起的“惜阴会”，成为阳明心学在江右传播的重要根据地。嘉靖五年，邹守益在从政之余回到安福，与刘邦采等在安福的王门弟子建立讲会组织——“惜阴会”。讲会隔月举行，每次五天。安福和吉安等地的同道闻风而至，包括钱德洪、王畿、王艮等王门高足也专程从浙中赶来捧场。邹守益说：“吾邑惜阴之会，始于丙戌。” “惜阴会”作为讲会组织，成为江右王学交流学术、传播心学的重要形式和途径。邹守益说：“初，毅庵孙侯聚讲于学宫，环听者至不能容，顾迫于城隅，无由充拓，乃即四乡为惜阴之会，以间月为期，五日而散。”因为讲学时无法容纳听众，才改成“惜阴会”形式，而“惜阴会”的建立，为江右王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王阳明听闻“惜阴会”建立，欣喜若狂，特作《惜阴说》予以高度评价：“同志之在安成者，闲月为会五日，谓之惜阴，其志笃矣。……知良知之运无一息之或停者则知惜阴矣。知惜阴者则知致其良知矣。”王阳明不仅肯定江右门生讲学传道的精神，而且教导江右弟子：“知良知无时不在、片刻不息，便知惜阴”，这样，阳明实际上为“惜阴会”确定了学术精神方向。

二、助力平叛，开展教化

  与王阳明心学思想交相辉映的，是对朱宸濠叛乱的平息。虽然阳明最终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成就了辉煌事功，但当时也是十万火急，危在旦夕。而作为弟子的邹守益在平定叛乱中所做出的贡献是特别亮眼的。朱宸濠反叛伊始，邹守益便赶赴军中：“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军。行至丰城而宁王宸濠反，知县顾佖以告。守仁急趋吉安，与伍文定征调兵食，治器械舟楫，传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副使罗循、罗钦德，郎中曾直，御史张鰲山、周鲁，评事罗侨，同知郭祥鹏，进士郭持平，降谪驿丞王思、李中，咸赴守仁军。”而在大家商讨是否平叛而犹豫不决时，邹守益对王阳明的平叛决定表示了绝对支持。王畿说：“夫宸濠逆谋已成，内外协应，虐焰之炽，熏灼上下，人皆谓其大事已定，无复敢撄其锋者。师之回舟吉安，倡义起兵也，人皆以为愚，或疑其诈。时邹谦之在军中，见人情汹汹，入请于师。师正色曰：‘此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使天下尽从宁王，我一人决亦如此做，人人有个良知，岂无一人相应而起者？若夫成败利钝，非所计也。’”阳明视平叛为“天地大义”，邹守益表示百分之百认同，对阳明不计得失的豪迈气概，邹守益更是由衷地钦佩。为了增强军力，王阳明命邹守益组织家乡子弟加入军营，邹守益无丝毫懈怠，积极响应阳明的号召——“时阳明公起兵吉安，尽招列郡乡大夫同遏乱，略有至有不至。而及门之士，若益与王子宜学、李子子庸、张子汝立、郭子守恒，咸趋军门，适谢子士洁、伍子汝真，以柱史有事于广，连署为监军，征兵列郡，正名讨贼。”并无私地率领家族子弟加入军营，所谓“宸濠反，先生闻变，率昆季群从趋吉郡，从义起兵。王公喜曰：‘君臣师友，义在此举矣！’”邹守益也与阳明商讨对策，为先生分忧——“先生在吉安，守益趋见曰：‘闻濠诱叶芳兵夹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叛。诸贼旧以茅为屋，叛则焚之。我过其巢，许其伐钜木创屋万余。今其党各千余，不肯焚矣。’益曰：‘彼从濠，望封拜，可以寻常计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尽反，我辈固当如此做。’益惕然，一时胸中利害如洗。次早复见曰：‘昨夜思之，濠若遣逮老父奈何？已遣报之，急避他所。’”战斗一触即发时，王阳明妻儿正在身边，性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稳定军心，邹守益竟将自己的妻子也带到军营，所谓“共患难，同生死”。钱德洪说：“尝闻幕士龙光云：时师闻变，返风回舟。濠追兵将及，师欲易舟潜遁。顾夫人诸公子正宪在舟。夫人手提剑别师曰：‘公速去，毋为妾母子忧。脱有急，吾恃此以自卫尔！’及退还吉安，将发兵，命积薪围公署，戒守者曰：‘傥前报不利，即举火爇公署。’时邹谦之在中军，闻之，亦取其夫人来吉城，同誓国难。”邹东廓的豪侠大义跃然之上。可以说，在阳明平息宁王叛乱期间，邹守益在智、勇、仁、情等方面都贡献了极大帮助。这或许是聂豹有此评价的原因：“先生起兵勤王，公响应倡义，周旋军旅，赞画居多。”阳明心学的形成，平定朱宸濠叛乱是一标志性事件，而邹守益在此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贡献是特殊而重大的。

  邹守益对阳明心学传播与发展的贡献，也表现在推行教化实践中。邹守益往广德任职前，特地来到绍兴向阳明请教。邹守益说：“往岁谪判广德，请教于先师。先师诲之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因而除了广招生徒以传播良知学之外，也在推行教化过程中扩大了阳明心学的影响。嘉靖三年五月，吏部尚书乔宇言：“臣等窃观祖宗以来，翰林官员日侍禁直，待之以优礼，今当修省之时，而二臣相继下狱，恐刑罚不中，无以感格天心。况兹天气炎蒸，法司罪人俱蒙释减，若此文学侍从之臣，仰知圣慈，必在矜悯，伏维特赐宥免，或准令致仕，则于圣朝修省之，实非小补矣。”(《明世宗实录》卷三九)还好，乔宇奏文获得了支持——“疏入报闻。已科道官交章论叙，俱下所司知之。寻有旨，降守益广德州判官。”(《明世宗实录》卷三九)这样，邹守益幸运地没有被关进监狱，而是成为广德判官。判官虽不是什么大官，却也是一方“诸侯”，邹守益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和舞台。所以邹守益一来到广德，便效仿老师王阳明在南赣的做法，兴学设教，推行教化。他向全体广德人民宣告自己的目标：“与庶士庶民趋善避恶，同兴礼教，以变浇风。”而推行教化的具体做法是：“今兹长至，阳德方亨，为吾士民者，其各敬事祖宗，孝顺父兄，和睦宗戚乡党；无慢赋税，无好嚣讼，无惑佛老，无崇淫祠，孜孜为善以承天休。而本职尤务开诚布公，兴利除弊，举善惩恶，以补吾过。凡生员、教读、耆老军民人等，及山林隐逸、四方游学之士，一应州县政治宜兴宜革，许各开立条款，直言无隐，当商度其中，以次施行。其本衙吏书、门子、快手、皂隶、甲首，及差遣幹办义民、老人、总甲、里长人等，有指称打点诓骗财物，有虚张声势凌虐良善，及一应吓诈需索等项情弊，即许被害之人指实呈告，当从重发遣，以谢吾民。如畏世容隐，及私和不举者，庶士庶民之中当有直谅刚正，转以相告，体访得实，与者受者，一体从重究治。”即在广德全面推行敬祖孝长、整顿赋税、清除邪说、举善惩恶、除暴安良等措施，对坑蒙拐骗、敲诈勒索者给予严厉打击，而对直谅刚正者则给予奖赏。教化中强调遵循“礼”的重要：“予尝受学于阳明先生，获见虔州之教，聚童子数百而习以诗礼，洋洋乎雅颂威仪之隆也。窃叹人性之美，无不可教。患上之人未有以倡之耳。比官广德，躬率诸生及童子习礼于学，虽毁齿之童，周旋规矩，雍容可观。因益以自信。复惧夫不能以家喻也，属刘友肇袞、王生仰酌四礼而刻之，名曰《论俗礼要》，以颁于士民。”全面推行礼教，以礼化俗，以礼养民。也积极开展蒙学教育：“予官广德之明年，聚州之童子而教以诗礼。……凡父兄之爱子弟，孰不欲使为君子，而忍弃之于恶乎？童子之爱其身，孰不欲为君子，而忍弃之于禽兽乎？诸童子其即是编而熟复之，潜思实践，以先入之言为主，务以窥诸君子之门庭，以驯入于堂奥，则蒙以养正，弗纳于邪，作圣之功，是编其阶梯已乎!”选编优秀教材，晓之诗礼之教对启蒙童子的重要性，以成作圣之功。这样，邹守益在广德推行的教化，不仅实践了王阳明的理想，也为广德民风民俗的改善做出了贡献。邹守益离开广德时，广德民众依依不舍，所谓“先生既去，广德父老子弟送至白岇，涕泣以别，先生以诗慰遣之，民乃为立生祠”。“生祠”，是指为活着的人建立祠庙而加以奉祀，足见邹守益多么受百姓的爱戴！而这正是阳明心学精神的体现。

三、建造书院，刊刻语录

  邹守益对阳明心学的贡献，也表现在建造书院以为传播阳明心学提供场所、刻录阳明语录以为传承、弘扬阳明心学提供媒介。为什么建造复初书院？邹守益说：“未之能复也，忿懥好乐，有而不化也，而明之体病矣。亲爱贱恶，辟而不节也，而明之用病矣。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夫是以一尘不病而万化以贞。请由是而学焉，其可乎？”民风不纯，民俗不化，人伦破坏，或者说，人之“初”被遮蔽，人各私其心，因此需要“复初”。因而书院建造的目的，就是要恢复眼、耳、心之初，《复初赠言》云：“予判广德，作复初书院，以迪于士民。别来岁星一周矣，而鲤湖子以柱史至，亟求而振厉之，于是涣者萃，颓者兴，阙略者完。予起废南都，相晤而笑曰：‘子之取善于予也，其犹燕之取士于隗乎？取士于隗而天下之士至，取善于予而天下之善至矣。’鲤湖子曰：吾闻诸师友矣，目之初罔不明也，乃或障之；耳之初罔不聪也，乃或塞之；心之初罔不睿智也，乃或蔽之；君子去蔽，以复其初也，若除目之沙尘而拔耳之木楔也。”而恢复眼、耳、心之初，必须推广良知学，必须教育良知学。邹守益说：“二三子之朝夕于斯也，若止以追时好、觊人爵而已，则吾不敢知。如以易恶至中复天爵之初，则吾知其免于戾矣。乡贤名宦者，乡国之善士也。范公、王公，天下之善士也。瞻止大成，孔颜巍然。而循于庑下。古之人也，以天下之善士为未足，而慨然尚友于千古，诵诗读书以论其世，期以克肖于天地，无为十金之产、一命之位所摇夺焉，则复初之教，其庶有以药世之痼而瘳之乎!后之君子，孰无是志？尚日省而时缉之，以无荒前功，其亦永有赖哉！”建造复初书院的目的是“易恶至中，复天爵之初”，以疗治当世玩疾，而且不会为“十金之产、一命之位”所动摇，难道这不是君子的志向吗？兴建复初书院之事很快传进阳明的耳朵，而阳明迅速给予了肯定和指示：“书院新成，欲为诸生择师，此诚盛德之事。但刘伯光以家事促归，魏师伊乃兄适有官务，仓卒往视，何廷仁近亦归省，惟黄正之尚留彼。意以登坛说法，非吾谦之身自任之不可。”书院要宣传阳明心学，以达到“复初”的目的，自然是请阳明的门徒授课最有效，因而阳明认为邹守益就是最合适的授课者。邹守益也延请同门讲学，王阳明高足钱德洪、王畿、王艮都先后来主持讲席——“初，邹守益守广德州，筑复初书院以讲学，德洪与王畿、王艮前后来主讲席。”王畿甚至来过三次，他说：“桐川有会旧矣！自吾同门友东廓邹公判广德时，肇建复初书院，为聚友讲学之所，予尝三过桐川，与诸友相会。”因此，复初书院的建造，为同门切磋学问、传播阳明心学提供了一个理想场所。邹守益说：“嘉靖丙午，某判广德二年矣。日与诸生从事于复初之教。”书院的建造显然为阳明心学在皖南地区的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明史》云：“谪广德州判官。废淫祠，建复初书院，与学者讲授其间。”《广德州志》云：“嘉靖初遇事抗疏，谪判广德，创书院，置学田，率诸生以讲良知之学，从者颇众。”(《秩官志·判官》，《广德州志》卷四)可见，邹守益建造书院及开展的讲学活动，对阳明心学的传播发挥了极大作用。邹守益在广德兴学办教、推行政教的成就也传到阳明的耳朵里，王阳明予以高度赞赏。阳明说：“乡人自广德来，时常得闻动履，兼悉政教之善，殊慰倾想。远使吊赙，尤感忧念之深。”

  除建造书院之外，邹守益还刻录《阳明文稿》，是为“广德版”《传习录》。1527年4月，邹守益刻《文录》于广德。《年谱》云：“守益录先生文字请刻。先生自标年月，命德洪类次，且遗书曰：‘所录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制间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遗请刻，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删述《六经》手段。三代之教不明，盖因后世学者繁文盛而实意衰，故所学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删《诗》，若以其辞，岂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为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经》皆然。若以爱惜文辞，便非孔子垂范后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虽一时应酬不同，亦莫不本于性情；况学者传诵日久，恐后为好事者搀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许刻附录一卷，以遣守益，凡四册。”得到阳明的同意，邹守益才付诸实施。这是继南大吉刻录《传习录》之后又一重要刻录。钱德洪说：“嘉靖丁亥四月，时邹谦之谪广德，以所录先生文稿请刻。先生止之曰：‘不可。吾党学问，幸得头脑，须鞭辟近里，务求实得，一切繁文靡好。传之恐眩人耳目，不录可也。’谦之复请不已。先生乃取近稿三之一，标揭年月，命德洪编次；复遗书曰：‘所录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者，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制间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遗复请刻。先生曰：‘此爱惜文辞之心也。昔者孔子删述《六经》，若以文辞为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谟》而下，岂止数篇？正惟一以明道为志，故所述可以垂教万世。吾党志在明道，复以爱惜文字为心，便不可入尧、舜之道矣。’德洪复请不已。乃许数篇，次为《附录》，以遗谦之，今之广德版是也。”王阳明虽然不是很在意编辑刻录他的语录，但学生编辑、刻录好后，他还是愉快地表示了肯定：“先生读《文录》，谓学者曰：‘此编以年月为次，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赖诸贤信而不疑，须口口相传，广布同志，庶几不坠。若笔之于书，乃是异日事，必不得已，然后为此耳!’”虽然对刻印语录依然有些不太乐意，但内心还是欢喜的。而邹守益的刻录，对阳明心学的传承、传播都无疑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有契于心，学以相长

  作为弟子的邹守益，不仅在建书院、刻语录、援助阳明平息叛乱、传播阳明心学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而且在阳明心学成长过程中扮演了“知己”的角色，既是阳明心学的忠实倾听者，也是阳明心灵的重要慰藉者。虽然邹守益因为忙于公务而不能朝夕侍讲阳明，但师徒二人的书信往来还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王阳明，对邹守益学术、治政活动非常关注，经常向邹守益发出指示，经常与邹守益讨论学问上的问题。

  1521年，阳明在给邹守益的信中说：“别后德闻日至，虽不相面，嘉慰殊深。近来此意见得益真切，国裳亦已笃信，得谦之更一来，愈当沛然矣。”阳明说自从与邹守益离别后，很是想念，但听闻邹守益德业日进，又倍感欣慰。所谓“此意”见得益真切，“此意”即“良知”。若邹守益能来相聚论学，更会沛然而出。得到阳明如此关心和鼓励，邹守益自是愈发用心于良知学。或许是邹守益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阳明对他往往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依钱德洪所记：“癸未春，邹谦之来越问学，居数日，先生送别于浮峰。是夕，与希渊诸友移舟宿延寿寺，秉烛夜坐。先生慨怅不已，曰：‘江涛烟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一友问曰：‘先生何念谦之之深也？’先生曰：‘曾子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若谦之者，良近之矣。’”若邹守益本人闻悉阳明这样评论，会是怎样的感受呢？得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的肯定和表扬，邹守益自然是很开心，自然会更加努力向上，自然会对阳明的学问更加亲近和信服。

  王阳明也会主动与邹守益讨论自己对“良知学”的感悟。阳明说：“某近来却见得良知两字日益真切简易。朝夕与朋辈讲习，只是发挥此两字不出。缘此两字，人人所自有，故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觉。若致其极，虽圣人天地不能无憾，故说此两字穷劫不能尽。世儒尚有致疑于此，谓未足以尽道者，只是未尝实见得耳。……后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虚文相诳，略不知有诚心实意。流积成风，虽有忠信之质，亦且迷溺其间，不自知觉。……故吾侪今日用工，务在鞭辟近里，删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里，删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须讲明致良知之学。每以言于同志，不识谦之亦以为何如也？讲学之后，望时及之。”阳明告知邹守益，其在越讲学的情形，最深切感受还是“良知”二字亲切、有力，“良知”之外，更无头脑。后世之所以大患频现，学者虚文相诳，就在于丢了“良知”二字，因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将“良知”找回来，并询问邹守益的看法，希望邹守益讲学片刻不离“良知”。不难看出，阳明对邹守益讲学是否以“良知”为中心非常在意，而且希望邹守益必须以“良知”为中心展开教学与宣传。不久又在信中说：“前书‘虚文相诳’之说，独以慨夫后儒之没溺词章、雕镂文字以希世盗名，虽贤知有所不免，而其流毒之深，非得根器力量如吾谦之者，莫能挽而回之也！而谦之顾犹歉然，欲以猛省寡过，此正吾谦之之所以为不可及也。欣叹欣叹！学绝道丧之余，苟有兴起向慕于是学者，皆可以为同志，不必铢称寸度而求其尽合于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为造端立命者，则不容有毫发之或爽矣。……今古学术之诚伪邪正，何啻碔砆美玉！然有眩惑终身而不能辩者，正以此道之无二，而其变动不拘，充塞无间，纵横颠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见，而又饰之以比拟仿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训，其为习熟既足以自信，而条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诳己诳人，终身没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厘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谬。非诚有求为圣人之志而从事于惟精惟一之学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发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盖亦尝陷溺于其间者几年，伥伥然既自以为是矣。赖天之灵，偶有悟于良知之学，然后悔其向之所为者，固包藏祸机，作伪于外，而心劳日拙者也。十余年来，虽痛自洗剔创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时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犹舟之得舵，虽惊风巨浪颠沛不无，尚犹得免于倾覆者也。夫旧习之溺人，虽已觉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难若此，又况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将何所抵极乎!以谦之精神力量，又以有觉于良如，自当如江河之注海，沛然无复能有为之障碍者矣!默成深造之余，必有日新之得，可以警发昏惰者，便间不惜款款示及之。”王阳明对上封信函提到“虚文相诳”做出解释，仅仅是指后儒陷溺词章，而邹守益开诱来学，有力量振奋人心、挽回颓势；教导邹守益不能太严格要求人，大致可以就行；阳明说自己也会陷溺于词章，好在良知在身，日以觉悟。而邹守益精神力量强大，足以警发昏惰，可以改变一切。读到这些激励、暖心的话，邹守益如何不感动？如何不心潮澎湃？可见，对邹守益这位高足，王阳明一直在“盯住”他，遥控邹守益讲学、从政活动，掌舵邹守益为学方向，不能偏离心学。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阳明显然将邹守益当着切磋学术思想的知己，而邹守益也很好地扮演了倾听者的角色。

  王阳明将邹守益作为学问上的知己，也表现在与邹守益讨论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上。王阳明对“随处体认天理”说自始至终都是持批评态度的，而与邹守益交流最多。其一云：“‘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大约未尝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风捉影，纵令鞭辟向里，亦与圣门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尘。若复失之毫厘，便有千里之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掇之，无不即有省发，只是着实能透彻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间无志之人，既已见驱于声利词章之习，间有知得自己性分当求者，又被一种似是而非之学兜绊羁縻，终身不得出头。缘人未有真为圣人之志，未免挟有见小欲速之私，则此重学问，极足支吾眼前得过。是以虽在豪杰之士，而任重道远，志稍不力，即且安顿其中者多矣。谦之之学，既以得其大原，近想涉历弥久，则功夫当益精明矣。”在阳明看来，“随处体认天理”虽然不能说有多大错误，但追究起来，仍然发现其与圣人之学隔着一尘。而一尘之隔，谬以千里，因而要求邹守益不要相信“随处体认天理”之说，更不能在学者中间传播，而且相信邹守益学养深厚，明晰大本大原，不会陷于这样的困境。

  其二云：“随事体认天理，即戒慎恐惧功夫，以为尚隔一尘，为世之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于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则此语亦自无害，不然即犹未免于毫厘千里也。来喻以为恐主于事者，盖已深烛其弊矣。寄示甘泉《尊经阁记》，甚善甚善！其间大意亦与区区《稽山书院》之作相同。《稽山》之作，向尝以寄甘泉，自谓于此学颇有分毫发明。今甘泉乃谓‘今之谓聪明知觉，不必外求诸经者，不必呼而能觉’之类，则似急于立言，而未暇细察鄙人之意矣。后世学术之不明，非为后人聪明识见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胜心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明其说之已是矣，而又务为一说以高之，是以其说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学术之不明，使后学无所适从，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党自相求胜之罪也。今良知之说，已将学问头脑说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胜心，务在共明此学，随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诱之，自当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门户，外假卫道之名，而内行求胜之实，不顾正学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党同伐异，覆短争长，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谋，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触，辄漫及之。盖今时讲学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如何如何？”继续批评“随处体认天理”与圣学致良知工夫尚隔一层；批评湛甘泉有好胜之心、有自立门户之意。然后笔锋一转，我本人也免不了有好胜之心。阳明说话非常讲究技巧，批评他人过错，同时承认自己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这就减缓了听者对批评的对立情绪，而平和地接受这种批评。尽管如此，邹守益是否执行了阳明的指示呢？

  检邹守益文字，既没有回应王阳明对湛若水的批评，更没有独自批评过湛若水。那么，邹守益对“随处体认天理”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应该说，很微妙。邹守益似乎并不是那么爱憎分明的人，他的性格或许就是那种黏合性，或者他的认知决定他不能随和王阳明的批评，或者他不能像阳明那样清楚、深刻地觉悟了“随处体认天理”与“致良知”的差异？总之，在邹守益的文字中找不到质疑湛若水的文字，相反，经常肯定、赞美湛若水的学问。但邹守益也自始至终地忠诚阳明，传播阳明心学。他说：“正德初，湛甘泉公居翰林，王阳明先师居吏部，首倡圣贤之绪，四方同志始而疑，继而翕然宗之。嗣后，公历升宗伯，至南畿大司马。而先师靖逆藩，封伯爵。起，总督于广东西，所在宣畅所学，一时山斗归重，交庆圣代文明之化，视唐宋为烈焉。先师以致良知为宗旨，而公以体认天理为教，语若异而脉络同。及门之士，间有辩诘，是泥骊黄牝壮，而略其千里之真也。天理而非良知，何以为明命？良知而非天理，何以为帝则？知明命、帝则之一，而不眩于繁词，不骛于多岐，可以研学脉矣。”邹守益认为阳明的“致良知”与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并无差别，是可以包容彼此而共存的。这种态度显然与阳明不同，不过是在阳明去世后说出此话，尽管是邹守益本心所想，但显然阳明在世时讳此言也。

  如果说邹守益对湛若水疑似批评者，可能是所谓“行窝之学”？邹守益说：“扬州之俗侈，吾惧其染于鸠毒也。子之兄子东，亲师取友，毅然思振甘泉行窝之教，方喜稻粮之日播也。子开勉之，夫亦思致其良知而已矣。”葛子东是葛子开的兄长，湛若水有《赠葛子东应贡北上诗》，其中的“行窝”，据说，“春秋时出游城中，风雨常不出，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复称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窝’。”这样，“行窝”的原意是“为接待邵雍仿其所居安乐窝而为之建造的居室”，引申为可以小住的安适之所。故其义有二：一是小住；二是安适。如此而论的话，“行窝”有“小我”之意，而与阳明批评“随处体认天理”与圣门“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尘似成呼应。而邹守益有时亦称自己的学问为“行窝”之学，却从未言阳明心学为“行窝”之学。而且，邹守益要求葛子开致力良知之学，与其兄葛子东振甘泉“行窝”之教，似微有差异。这是不是阳明所谓“与圣人之学隔着一尘”的意思呢？如果这个分析成立的话，邹守益则是不折不扣地贯彻了阳明的精神，而又委婉地批评了“随处体认天理”说，或可算是邹守益对阳明批评湛若水的一个积极回应？

  综合地看，邹守益成为阳明在浙江地区以外最为重要的学术力量之一。无论是在队伍的扩充，还是在学说的传播，无论是在皖南，还是在江右，邹守益借助自己掌握的资源，不遗余力地传播阳明心学，成为阳明身边之外的阳明心学重要传播者。而从阳明频繁地在书信中对邹守益给予指点、明言自己与湛若水的异同等方面看，说明邹守益在阳明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诚如耿定向所云：“撤淫祠，建复初书院，延同门王心斋艮暨诸贤讲学兴礼，风动邻郡。宁、徽、池、太间，志学风至今冠江左，先生启之也。”此言将阳明心学传之宁、徽、池、太间等地区，且成为江右之冠。而对阳明心学传承与传播的贡献，更是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如聂豹说：“士能以身任师道之重，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开万世之太平，继往圣之绝学者，我师阳明之后，惟司成东廓公一人耳。”此言东廓为阳明之后第一人。再如王时槐说：“愚窃谓会稽之学得传于后世者，诚以一脉之真，赖邹氏一门以存，其功巨也。”此言阳明心学传后世唯邹守益为一脉之真。刘宗周则明确指出阳明心学唯有邹东廓为嫡传，且身体力行。他说：“东廓以独知为良知，以戒惧谨独为致良知之功，此是师门本旨，而学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东廓斤斤以身体之，便将此意做实落工夫，卓然守圣矩，无少畔援。诸所论者，皆不落他人训诂良知窠臼。先生之教，卒赖以不蔽，可谓有功师门矣!”这些评论足以表明，邹守益在阳明心学格局形成中的确扮演了特殊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