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崔海东，字少禹，江苏南京人，哲学博士，现任江苏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江苏省儒学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中国哲学、政治哲学，主持国家社科后期项目、江苏省社科项目等，出版学术专著三部，在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摘要] 　清代苏南书院在传统的公共职能之外，又发展出一些全新职能。于政治而言，江宁府钟山书院曾一度充当赈灾领导机关，江宁府高淳县学山书院则长期成为七乡办公总所，履行公权力机关的部分职能。于文化而言，常州府宜兴县乡村民众兴建书院，奋力抵抗基督教深入传播，收到良好成效。于社会而言，苏南乡村书院以民间办学取代社学、义学成为基层教育主体；又举行读法、宣圣谕、讲乡约等普法教化活动，并开展文化交流，成为地方文化中心。苏南书院在学术与政治的相互塑造、中西文化的激烈对抗、公权力与私人领域的平衡发展中，自我发育，稳步成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在当今文化复兴中也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清代；苏南社会；书院；公共职能

附本文题录：崔海东. 清代苏南书院公共职能之拓展[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22(02):99-105+116.

书院是我国古代由官方或民间兴建的性质多元、功能复杂、地位重要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共同体。江苏书院始于宋代，其历代的公共职能主要有学术研究、科举教育、祭祀、议政、藏刻书、经营学田等，本文则探讨清代苏南书院拓展的全新的公共职能。

一．政治职能之拓展：演为地方准行政机构

清代苏南有几所书院逐渐发育为准行政机构，履行政府部门的公共职能。

首先，省会书院成为赈灾领导中心。据《清实录》等史料记载，嘉庆十九年（1814）夏季，苏南地区曾遭遇大面积长时间的旱灾，时任两江总督的张百龄在地方士绅协助下，率领相关公务人员，以江宁府（今南京市）钟山书院为基地，召集绅商，部署劝捐，筹集巨款，并制定具体方案，选派人员落实相关事宜，遂使钟山书院一度成为赈灾领导机构，并最终取得了赈灾的胜利。钟山书院虽为官办省会书院，但毕竟只是一个教育机构，当时领导赈灾工作不选择官署而选择这里，说明时人心中，书院不同于祭祀化的官学，也不是纯粹的社会团体，它演变为一种准行政机构，拥有准公权力，更便于处理面向社会领域而非纯粹行政部门内部的公共事务，如此一来，书院即成为联结政府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王权与绅权的最佳中介。

其次，州县书院处理公共事务。江宁府高淳县学山书院终晚清五十年完全承担行政职能，是书院职能非常重要的突破。据民国《新建七乡办公总所碑记》以及高淳地方史志记载，学山书院毁于太平天国运动，在同治二年（1863）县境恢复后，地方乡绅集款重建该书院，并将其作为办公地点，处理县内公共事务，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按正常情况，高淳收复后，当地应先重建县署，然后以之为领导核心，恢复其它行政实体，同时开展各项公共事务，但现实情况却是士绅率先捐款复建学山书院，再行其它，而且既使在县署恢复后，学山书院依然作为该县七乡公所履行总机关功能。可见时人克成共识，书院的地位虽不至优于县署，但其履行公权力职能已成惯例，可安然接受。

黄宗羲曾摄东林议政之精神，欲改造学校为立法议政机关，此举开出政统理论新局面，未曾想此理想至中晚清，竟在苏南书院自身发育出来，此诚我国书院精神之一大跃进。此种全新的政治职能，虽然只是零星事件，却是在苏南社会肌体中慢慢调整、扩充、生长出来的，于学术与政治之际具有重要意义。与宋明时期乾淳诸老、湛王二门在民间广建书院、讲学教化相比，清代的省会、州县书院已完全官学化，其在学术与教育方面，的确造成了自由研究精神不足等缺陷。然而谁也不曾料到，苏南书院却顺势而为，自我坎陷，由官办教育机构自我演化为准行政机构，履行某些公权力机关的职能，从而一身开二门，成为兼行教育与政治职能之实体。

二．文化职能之拓展：演为对抗基督教之中坚组织

晚清常州府宜兴县（今属无锡）乡间二三书院，为抵抗基督教而建，此是书院生长之全新功能，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崭新事物，尤值注意。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天津条约》，自此基督教深入江南，建立教堂，以之为据点，缓慢渗透。清廷对此无能为力，民间则反应异常激烈，然常规手段效果并不明显，宜兴乡间民众即果断兴建书院予以反制。据光绪《宜荆新志》载，同治十二年（1873），宜兴乡人兴建鹅西讲舍、鹅山书院等，于月吉（初一）或朔望（初一、十五）宣圣谕、明乡约、读法，由知县亲自讲课教育子弟，并祭祀先贤，远溯宜兴历代贤勇之正气，更庚续道统，承接明代东林书院讲学传统，收到良好效果，乡人无一入教。

由此可见，书院于中西文化之际具有重要意义。苏南民众之所以破天荒地选择书院此一形式，是由于书院实是传统的祠堂、学校、寺观等实体之叠加，既有形上职能，又具现实功用，具有先天优势，文化潜力极大，可在中西文化互动中挺立主体，随时因应，良性互动。故可以此为基地，在中华文化大道统之下构建由地方贤达所组成的民间文化的小道统，藉其戡乱安土、流芳百世的超越时空之精神，以书院实体对抗教堂实体，以圣贤崇拜驱逐上帝崇拜，以道统信仰消解天堂信仰，由此针锋相对，教化百姓，双管齐下，收到良好功效。

三．社会功能之拓展：演为基层文化中心

清代苏南乡村书院逐渐崛起，不仅取代社学、义学成为基层教育的主力，而且发挥基层普法宣教、文化交流等作用，成为地方文化中心。

首先是社会办学，普及基层教育。清代苏南乡村中，作为基层教育机构的社学、义学由于经费不继、师资不力、管理不善等原因，最终也步入州县官学后尘，退出历史舞台，苏南地区普遍兴建乡村书院开展基层教育。这表明苏南乡村社会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与自治能力，其乡村书院均是由民间资本自己筹建、管理、运营，拥有灵活机动的生命力，代表着民办教育的另一种可能。

其次是基层普法，推进民间教化。苏南部分乡村书院还取代传统的乡约所以及寺观祠堂等，举行宣圣谕、讲乡约、读法等普法宣教活动。这说明旧的普法机构皆有缺陷，如祠堂仅代表地方家族，佛寺道观仅代表旧的宗教信仰，均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要，特别是不足以对抗基督教，只有书院具有超越传统意识、统摄社会信仰的综合功能。

再次是文化交流，成为地方文化中心。苏南地方书院多有“会文之所”之记载，即作为民间社会文化交流场所，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此表明随着经济文化发展，社会自国家中缓慢析出、生长，则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亟急一接地气、多元化的社会实体来承载，而书院因其深厚的民间文化底蕴即成为不二之选。

由此可见，书院于公权与私人之际具有重要意义。苏南士绅在履行社会性事务时，往往依托书院来进行，因为书院是国家与社会、王权与绅权、公权和私人领域之间的最佳中介，为官方民间各种角色所普遍接受，从而成为地方文化中心，起到安定民心、滋养民生、稳定秩序的重要作用。

四．反思与启示

上述诸种新增公共职能，乃自地方史志中爬梳挖掘，在历史上虽不是全面展开的普遍现象，但从中可窥斑见豹，由这些星星之火，发现书院深厚鲜活的生命力。书院是在我国文化肌体内自然形成的鲜活的生命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适应性、包容性，清代苏南书院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学术与政治的相互塑造、中西文化的激烈对抗、公权与私人领域的平衡发展中，自我发育，生长调适，成为诸方均可接受的最大公约数，甚至可以说，成为中国文化的隐形中心。

清末书院改制，主要是因为其科举化、八股化之弊端，故而要改的是学制，废科举、留书院是最好选择，然而改制结果却是全盘取消书院，玉石俱焚。民国的先进主要视书院为教育机构，重视其学术研究，却忽略了其公共职能。如胡适、钱穆等先生均认为不当废书院因为书院的人文精神于传统教育体系乃是最有价值、最值保存之部分。而民国诸贤重建的系列书院，如1935年张君劢先生在广州创办学海书院，1939年马一浮先生在四川乐山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1941年梁漱溟先生在重庆创办勉仁书院，均基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主要专注于学术研究，而未及其它功能，特别是本文所涉及的诸项功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就新时代的书院复兴而言，要重视清代苏南书院公共职能全面拓展的经验，汲取清末废黜书院之偏颇、民国复兴书院之片面的教训，立足自身实际，因地制宜，顺应时代，在书院诸多职能中寻找到最佳支点，带动其它，建构起新的书院体系，为新时代中华文化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应有之力。